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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们这样拍电影》访谈赵德胤:拍电影是因为有话不说不行

发布时间:2020-05-27 浏览量:474人次
採访/萧菊贞;受访/赵德胤(以下内文黑字为赵德胤言)

《我们这样拍电影》访谈赵德胤:拍电影是因为有话不说不行 导演赵德胤接受纪录片导演萧菊贞访问(照片:大块文化提供)

我觉得拍电影都是缘份啊,我一直都说其实不是我找电影,是电影来找我。我从来没有电影梦,直到拍了《冰毒》等三部电影以后,才开始觉得好像离不开电影了,开始对电影有了一些想像,或者所谓的电影梦才开始诞生。

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多机缘巧合,第一个巧合就非常妙,我的一个同学是缅甸人,家里很有钱,他要结婚了,寄给我一笔钱叫我帮他买一台 DV(摄影机)寄回去给他拍婚礼。帮他买了之后,因缅甸时局不好寄不回去,所以我就留下来一直玩。然后拍了一些同学哥哥姊姊的婚礼,拍着拍着就熟了嘛。一直到大学也拍了很多学校的毕业光碟,我唸设计系,要做毕製,于是就用那台 DV 拍了一个电影叫《白鸽》,然后就入围了一些影展,就开始有广告公司找我拍一些广告或工商简介,就这样拍着拍着然后就拍电影了。

你在台湾求学的这段时间里,有没有哪一位电影导演或者哪一个作品,对你来讲是有影响或启蒙的?我觉得很多很多。但是以在大学看电影的状态,我觉得比较多的,当然就是比较作者的导演,就是侯导啊、蔡明亮导演这一类的,然后李安导演。

比较直接的影响,拍法上一定就是侯导嘛,侯导是在金马电影学院带我的,这是我唯一一次算是学过电影的课,是金马电影学院第一届。侯导告诉我们他怎样拍片,讲了一些他拍片的状态和方法,就偷学了一点,最后就直接用他教的这些方法,用素人来拍。

台湾新电影对我最重要的影响,是在精神上的启发。大一、大二时看蔡明亮导演的电影一定睡着。但到最后大学要毕业了,开始面临到底要离开台湾,还是要留在台湾时,对这边有很多情感和记忆割捨不了,开始搬到外面去住,租很廉价的房屋,会漏水,这时候再看蔡明亮的电影,会非常震撼,感同身受!那种经验你忘不了的。

《我们这样拍电影》访谈赵德胤:拍电影是因为有话不说不行 《再见瓦城》剧照。

那种东西就会影响你对电影⋯就是除了大众娱乐性之外,或者是那种看电影的感官视觉震撼之外,感受到了心灵跟电影里面想要表达的或者氛围直接接触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台湾电影给我的直接震撼。

侯导的《童年往事》,其实就跟我小时候一样,我阿嬷也是从大陆来到缅甸的,最后变得有一点精神病,一直喃喃自语的想要回去。像我现在三十几岁,但是小时候的记忆,跟台湾六、七十岁前辈的这种生活记忆差不多。

我第一次看你的镜头语言,有很多长镜头的凝视跟观察,看完我就在想你有没有受到侯孝贤的影响?有,一定有,而且是很直接的。就是说,「影响」两个字其实就是直接 copy,直接偷学这样子。因为侯导是唯一一个、到目前为止正式教我电影的老师。侯导那时候一直指导,从剧本到拍摄讲了很多,他讲的东西印象很深刻,他说你的剧本已经很有戏剧性了,怎幺样用不戏剧的方式让那个东西更纯粹,不需要用更戏剧的镜头让它变得更戏剧。这个东西至今一直影响我,我思考很多,就是自己在拍电影的状态,到底要拍什幺?这个你自己很清楚,它不只是视觉上的感官震撼,它是另外一个层面,精神或心灵或者某种灵观的东西。

《我们这样拍电影》访谈赵德胤:拍电影是因为有话不说不行 《冰毒》剧照。

你现在的作品很多都是缅甸的故事,是你刻意的一个创作目的,去呈现故乡的故事?还是说在哪一种状况下,去设定了你的拍摄主题?没有设定,都是机缘巧合。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在某个时期,刚好什幺东西进来了,就很像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,其实原本第一部电影是要拍《再见瓦城》。但最后觉得可能自己对拍电影还是很初阶吧,所以就想办法先去达成一些可能不需要那幺大资金的东西,所以就先拍了三部片:《归来的人》、《穷人‧榴槤‧麻药‧偷渡客》,还有《冰毒》。

第一部电影拍摄的状况是这样的,其实那时候缅甸开始选举,很多朋友都回国了,我留在台湾。很多留在台湾的人可能就不是那幺开心,有的做工地,有的做餐厅,最主要是对家乡还是有一份想要回去的感觉,我自己当然也面临要不要回去这个问题,所以就带着摄影机和两个人,我们三个人就拍了一部片叫《归来的人》。

你会发现,原来别人在描述电影的製作费是数千万或者动用很大的团队,但是我们三个人就捕捉到了某些自己有感觉的东西,于是就觉得那何不一直这样拍电影!所以《归来的人》还在跑影展的时候,我马上就去泰国,花十天拍了第二部电影《穷人‧榴槤‧麻药‧偷渡客》。之后迴响不错,也开始卖了全世界的 VOD(视频点播)这些版权,开始有些地方上映了。我们为这两部电影付出的心力,得到了相当的回馈,大家开始觉得你是一个导演了。

但是我自己却不是很满意,觉得太粗糙了,自己想的东西可能因为这些限制、资金预算,只做到了 20%、30%,所以我就想不拍了。但是这时候又有人来找我拍《冰毒》,希望拍成一个短片,最后我又把短片变成了长片,忍不住嘛,就会批霹雳啪啦一直往下拍,也是拍了十天。

在台湾我没有什幺时间去想像到底要拍什幺样的片,或者是要成为怎幺样的导演。其实就跟打工一样,我们的状态就是来到台湾,今天你遇到餐厅,进餐厅你不敢想像你是厨师,刚开始一定是打扫嘛,倒垃圾,然后扫地、拖地,可以做晚餐,但是你做的晚餐可能是师傅不想做了,做给餐厅的员工吃。拍电影也是这样,在电影圈我还是初生之犊,需要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,可能没有资源,觉得都没有关係啦,我觉得做得很扎实。对我来说拍电影跟做其他的工作没有什幺差别。就是有一点寄人篱下的感觉,刚来台湾的时候,只带两百块美金就出来了,你就要活下去了。当然生活里的个性和经验会训练你,训练你思考电影怎幺拍,怎幺样在电影行业里面说出一些话,你有话要说,你想要拍电影,那种激情或者是焦虑,让你不说不行,然后就拍了电影。

所以,你拍的方法当然跟你平常的生活养成有关,因为平常打工就是这样子活下来,拍电影也是这样子活下来,没有资源一样拍,一样可以做,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比较没有说一定要怎幺样才叫拍电影,我自己不这幺觉得。

《我们这样拍电影》访谈赵德胤:拍电影是因为有话不说不行 导演赵德胤在多伦多影展接受国际媒体访问。(图/岸上影像及前景娱乐提供)

你回头去看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子,其实都一样的,都共通的。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资源匮乏的状况下,没有人可以达到最饱 满最完美的状态,我觉得我算很幸运了,还可以很自由的拍。只是可能钱少一点,团队小一点,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限制,什幺艺术都有限制!

你接连几部片虽然成本很低,但是成果却让大家肯定,可以说是得到了很好的回馈,尤其在艺术表现上。现在你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资源,也有人愿意投资你了,你现在创作的态度,还有对自己的期待有改变了吗?我觉得不会有什幺大改变的,个性不会改变嘛,一个人的个性其实从小到大就是教养、家庭、文化、学习,在学校很多东西已经奠定了现在的你。今天就是说有更多的资源,钱比较多,团队大一点,我觉得拍的东西的核心还是没有变的,还是关于我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或者对人的关注,因为我拍的故事到目前为止都是关于我和我家人,或者是亲朋好友这些族群发生的一些离散之间的事情。
关于家庭,关于流浪,我觉得就是很朴实性的东西了。所以不论一万块台币或一亿台币,我觉得它不会有什幺大改变。

那你会考虑到票房问题,想要拍比较商业的电影吗?或是比较大製作的题材来挑战自己?我没有思考过所谓观众、票房,但是有思考过沟通,我这个故事怎幺样沟通是比较好的,有达到我的感觉。但没有想过到底这些东西后面是不是会有很高的票房或者商业,没有想那幺多,因为想不了,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东西,每个人听了都觉得很边缘,缅甸外劳算什幺东西,谁会想看,所以我哪敢去想啊!现在我还不到那种阶段。但我相信全世界的情感或人性是很朴实的,这个故事它发生在缅甸,发生在泰国,发生在柬埔寨,发生在芬兰、法国,人性的共通性是一样的。我敢想的只有把这个共通性很纯粹地拿出来,可以达成沟通的目的,传达到故事的感动,或者我自己认为有了感觉。

至于跟商业性的接触,我有的经验是,比方得奖后有人开始找我,他们有一些限制,他们对演员、对剧本、对拍法有一些限制,如果接了那种案子,可能会让我的生活过得不错。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我多清高啦,每个人都是要生存的,但是我不接的原因,是因为我还可以活下去。另外就是去接那个案子,在这个阶段我的限制太多了,我什幺都不能做,都是人家画好的框框,那个框框对我来说太痛苦了。

我觉得商业并不一定是坏事,有钱也不一定是坏事,重点是到底对商业够不够专业的了解,投资者设定的那个框框,对创作者、对导演,是不是造成太大的限制,限制到可能发挥不了他想要的商业。我觉得商业也不一定那幺好拍啦。所以其实比较不会去拒绝拍商业片,但是我现在拍不来。

你从 1998 来台湾,到现在也 17 年了,是很长的一段生活时间跟经验。会想要拍台湾的题材吗?我觉得台湾是一个蛮可爱的地方,在缅甸的时候,其实会一直怀念台湾的这种美好跟可爱,因为两边实在差太多了。当然缅甸很苦嘛,在台湾又会觉得这种可爱会让我太安逸了,我觉得这个安逸的现状,可能是台湾年轻人外在的一个状态,就是很可爱很安逸,并不代表大家心里都很安逸,心里可能是很胶着、很焦虑的。

我觉得艺术家本来呈现的东西就是整个社会观察后的浓缩,不管他拍的是商业片、爱情片、惊悚片、类型片,他所呈现的就是他的观察,我觉得整个状态就是台湾还是安逸了一点。但是怎幺样把心中的焦虑、自己对社会的不安,或者对抗这些东西爆发出来,我觉得我现在也面临着创作上的一个瓶颈吧!

怎幺样在这样的资源下,把你要表达的东西很直接或者婉转地表达出来。因为你总有很多限制,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(年轻)的导演就是太小了,还是会焦虑到底吃了这一餐,有没有下一餐?这种最基本的问题。但是你在焦虑下还是要去创作,得到一个你自己有感觉的东西,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。

关于想拍的台湾的故事,太多太多了,一直都有在準备,有的都已经写了。毕竟我在台湾从 16 岁到现在 32 岁、33 岁,但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。台湾这个地方,我觉得已经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了,我定义中产阶级就是,像缅甸我们讲的是低层社会,有一大半的人是没饭吃的,会饿死的。台湾相对比较少一点。

所以在这种物质上平均达到一个饱和的状况下,我觉得有很多故事是关于人的,已经不是外在的生存了,是心理方面的不健全或者忧郁。我觉得我未来的题材都是在讲这个,就是人的安全感,在这个物质资源的饱和下、不缺乏下,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和存在感。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有心理的问题,这个城市有很多故事的。


《我们这样拍电影》访谈赵德胤:拍电影是因为有话不说不行

本文摘自《我们这样拍电影》,大块文化出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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